感谢各位来到《罗辑思维》捧场,今天我们和大伙聊中国历史上一个绝大的关键性事件,王安石变法。这个词我们在中学历史教科书里面经常看到,说实话,我当年作为一个参加高考的文科生,我对这词没啥好印象。因为要理解很多东西,什么当时改革的背景,改革的具体的条目,什么保马法、青苗法,记一大堆,烦死这个词了。但是不管怎么样,那个阶段的教育,还是在每一个中国人心里种下了一个王安石的形象,就是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改革家。而且中国人有一个毛病,就是我们对所有有文学才华的人,往往高看一眼,人家王安石什么人,唐宋八大家之一,所以他干的事当然就是好事,我们一直对此是深信不疑。

但是今天我们的节目上来,就要把您这个固有的观念给推翻一下,其实王安石获得这样的一个形象,是很晚近的事情。在晚清之前八百年的时间里面,王安石可不是这个形象,是个啥形象呢?是一个办了坏事、闯了大祸的人,我们举几个例子。比如说,王安石变法结束之后六十年北宋就灭亡了,那南宋的第一任皇帝,就是杀岳飞那个家伙宋高宗赵构。他当时就干了一件事,就是重修王安石变法那个阶段的宋朝的历史,准确地讲就叫宋神宗的实录。那这个修当然牵扯到很多细节了,其中很重要的一点,就是把这场变法的名字给改掉了。原来这场变法在宋代的历史上,官方称呼叫熙丰变法,什么意思?宋神宗一共两个年号,一个叫熙宁,一个叫元丰,所以这场变法就是用他两个年号当中,各取一个字叫熙丰变法。但是在宋高宗修的那一段实录里可不行,就改叫王安石变法,这个词是这么来的,为啥?因为当时的南宋皇帝要告诉大家,这一场大祸闯下来,王安石变法那是王安石的责任,不关神宗他老人家什么事情,皇帝本身只是受了蒙蔽。

我们还知道南宋有一个大儒叫朱熹,后来写什么《四书集注》,就是那个人。朱熹对王安石变法的后果有一个评价,说是群奸肆虐,流毒四海。你看朱熹这个人,不管我们同不同意他的很多观点,他作为一个大儒,他的私德是无可挑剔的。而且他隔了那么多年,为什么要对王安石变法做这样的评价?

再比如说,比朱熹要晚很多年的一个南宋的文人,也是我们老罗家的叫罗大经,他写了一本著名的文学史料著作,叫《鹤林玉露》。这个罗大经也在评价王安石变法,他那个评价提的格就更高了,说“国家一统之业,其合而遂裂者,王安石之罪也,其裂而不复合者,秦桧之罪也”。你看,在罗大经看来,整个宋代俩罪人,一个王安石导致了国家的分裂,一个秦桧导致国家不能再归于统一。你看看,居然有人在历史上,把王安石和秦桧放在一起评价,说这是两个罪人。要知道,我们通常讲王安石,很多人看不惯他,那是当时代的人,很多政敌嘛,有很多利益冲突。可是已经过了那么多年,这些文人在痛定思痛,在洞察历史的时候,居然对王安石这个人做出了这样评价,你不觉得很奇怪吗?而且这样的评价,可是中国历史上一直以来的一个传统。

比如说你要去读明代的冯梦龙,他不是写了一套书吗?叫《三言二拍》,其中有一个小段子,说宋代的时候,这当然是小说了。说王安石微服私访到民间去,看见一个老妇人在喂猪,就在喊那个猪过来吃食,就啰啰啰啰,来拗相公,拗相公就是王安石的外号。旁边又有一个小姑娘在喂鸡,说来来来,王安石来吃食。这说明什么?当时的老百姓很恨他,我们都理解说一个改革失败,往往里朝里的奸臣恨他,怎么会老百姓也恨他呢?那你说这个很奇怪,那为什么现在王安石居然有这么一个好形象呢?

这个转折点在哪儿呢?就在晚清。晚清有一个人叫梁启超,那一支笔真的是当时的一支健笔,健康的那个健,不是下贱的那个贱。那梁启超对王安石有一个评价,说他是三代以下唯一的完人。这个评价实在是太高了,三代一般都是说夏商周,就是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、周公之后的唯一的完人。你听出什么弦外之音了?把孔老夫子都给隔过去了,就是除了这些人,就是王安石这一个人最了不起。而且梁启超对王安石变法那通分析,了不起啊。比如说青苗法,这就是当年的现代金融制度。再比如说保甲法,这不就是西方人搞的警察制度吗?

所以王安石是一个从当代穿越回去的人,已经带了全套的现代政治和制度观念,是这么一个改革家。那你觉得奇怪,为啥梁启超给他这么高的评价呢?说白了,将心比心嘛。你看看,梁启超的角色和王安石是一样一样的,首先改革家,第二,改革家的目的是救亡图存,是富国强兵。第三,他们都是靠着一个非常年轻的皇帝,王安石靠的是宋神宗,上台的时候不过二十岁,对吧。人家梁启超靠得也是一个年纪轻轻的光绪皇帝。第四则是更重要的,就是他们都有反对派,而且反对派当中都有一个太后。王安石变法面对的这个反对派是当时的高太后,那梁启超面对的就是慈禧太后。所以他夸的哪里是王安石,他夸的就是自己嘛。所以在梁启超的笔下,王安石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形象的大翻转,这是可以理解的。

但是问题在这儿,我们今天其实并不是想讲王安石变法,他到底是功还是罪。我们是想讲为什么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,它具有那么多高明的现代性的制度特征,但是最后又失败得那样惨呢?

带着这个问题,我们就找到了当代中国写通俗宋史方面最好的一个作家叫高天流云,请他专门为《罗辑思维》的用户,打造一本写王安石变法的书。以前这个方面的书也不是说写得不好,我总是嫌它太学术化,不好读嘛。所以我跟高天流云交流的时候,我说我就提一个要求,我不管你书写得多厚,请让我们的读者能在一天晚上能把它看完,酣畅淋漓的阅读体验一定要给到我们的读者,这不是一个很低的要求。现在这套书出来了,确实达到了我的要求,因为我就是一天晚上把它给读完的,为啥?文笔好嘛,生动幽默嘛。而且把当时那么复杂的政局和人际关系剖白得非常之清楚。你看这个书名,上下两册都叫《天命不足畏》,这个书名怎么来的?就是王安石变法那个标志性的口号,所谓的“三不足”:“天命不足畏,人言不足恤,祖宗不足法”。多大的改革气魄和胆量啊!

但是问题还是回来了,为啥他最后会失败呢?在历史上对这场失败有这么几个解释。第一个解释,人品问题嘛,王安石是坏蛋嘛。你看,王安石活着的时候有很多政敌,有人就这么批评他,比如说当时有一个人叫吕诲。他对王安石就有一个评价,说他“大奸似忠,大佞似信,外示朴野,中藏巧诈”,啥意思?就是看着像个忠臣,其实是个奸臣,看着挺可信的,其实是一个佞人,表面上看是一个大老粗,而内心里藏满了奸诈。你看,这就是在人品上彻底否定了王安石。还有一个人就更有名了,苏东坡他的爹叫苏洵,这个人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。他写了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《辨奸论》,当然也有人说这篇文章不是他写的,不管了。这篇文章很有名,你琢磨它那个名字叫《辨奸论》,就是我教你辨认一个奸人是什么样的。这篇文章写的就是王安石,说他吃着猪狗食,穿得破衣烂衫,读着圣贤书,像这样的行为是违背人情人性的,这样的人一定是大奸大恶之人。

但是话说回来,这种同时代在同一个政治舞台上演出的政敌,对王安石这个评价,咱们得除去三去五打八折,为啥?因为还有别的政敌对王安石的私德评价很高。比如说北宋那个著名的文人,写字也写得好,苏黄米蔡,黄庭坚。他就说王安石这个人私德非常之好,说他视富贵如浮云。还有王安石一生当中最大最大的那个政敌司马光,对王安石的私德评价也很好,说他“文章节义,过人处甚多”。说不管是文学还是私德,都比其他人要高出一大截。所以从道德上解释王安石变法的失败,肯定是站不住脚的。

话说回来了,改革家和人品有啥关系啊?你看明朝中后期那个张居正改革,张居正这个人人品就很一般,家里养了很多妻妾,天天吃壮阳药,行房中术,还收受贿赂,人家改革搞得挺好。对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第二个原因的剖析,基本上都是说他经济政策上,这儿有问题,那儿有问题。其实也不然,王安石搞的那套东西直到今天,用现代化的眼光去看,仍然不落伍。随便给大家举一些例子,比如说青苗法,这就是当年的穷人银行。穷人在青黄不接的时候,一般都去借高利贷,借来借去,土地就成了富户的了,对吧。王安石说不用,我借给你,国家借给你。你看,这不就是前两年得诺贝尔和平奖尤努斯办的那个穷人银行吗?穷人得到了实惠,而付出的利息又没有那么高,而国家又得到了这笔利息收入,这不就是现代人刚刚发明的穷人银行制度吗?

再比如说免役法,就是免除徭役,那徭役这里我们得多说几句。中国古代的税收制度,通常在民间是征三种税:第一种叫徭役,第二种叫赋,第三种才叫税。徭役就是国家直接征发你的劳动力,去修个运河,修个长城。那赋是啥意思呢?你看那个赋字,左边是一个贝,这就是收钱嘛,右边是一个武,武装的武,就是说国家要打仗,你得上交一些钱,包括一些军事装备,你得送弓箭、盾牌、马匹,这叫赋。那税呢?你看那个字左边是一个禾木旁,这才是在田里征收的那个针对农作物收成的农业税,基本上是分这三种。但是你想想看,对老百姓它不方便,这边我种着田,将来要到国家去交税,可是你现在又要征发我的劳动力,我要去给你修这修那,对吧。王安石说不介了,咱们简化税制,你如果不想出劳动力,你交钱就是了嘛,国家拿出这笔钱再去雇其他人。你看,这个法和当代现代社会的那个简化税制的思路,是不是一样一样的呀?所以后来明代搞的什么一条鞭法,清代搞的什么摊丁入亩,都是受到王安石这个免疫法的启发。

当然你可能会说,王安石这个变法是不是就是搞计划经济,天下大一统?不介。王安石是很有市场经济思路的,比如说那个保马法,原来养马都是国家养,养得又不好,花的钱又多,国营企业嘛,这个弊端大家想都想得到。王安石的办法就是把它放到民间,老百姓自己养,养得好,国家给补贴收购这些马匹。你看,这是有市场经济思维的嘛。

再比如说市易法,就是管理市场交易的相关法律。这方面就很先进,国家派出官员去管理市场,用的就是现代的市场经济这一套。国家的官员一旦发现某个商品价格低了,赶紧买,收储。等这个商品价格高了,国家再抛出平抑物价。你看,现在我们国家去管理市场上那些重要的民生物资,比如说猪肉,用的还是这套办法,所谓的国家的猪肉收储制度。王安石这套办法是远远超越于那个时代,是非常之先进的,这方面没问题。当然后来又出现了一个更加粗暴的解释了,说阶级斗争啊。你看,王安石是代表小地主阶级的,所以他比较先进,比较改革。而他的政敌,像司马光这些人,代表大地主阶级的,所以比较保守,比较反动。

你正好是说反了好不好,司马光那才叫穷呢?你看苏东坡给司马光写的《神道碑》,就是他的墓志铭吧,上面明明白白地记载着,司马光家里就三顷田,而且老婆死了没钱埋,还把这田给典押了,才搞了一点钱。而王安石呢?现在历史学家考证,他家里大概有三千亩田,这在当时也是大地主阶级。所以他的反动派和进步性,和历史学家有的那个粗暴的分析,正好是反的,如果我们再深看一层,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就更加奇怪,因为他的条件实在是太好了。

我们从两方面分析,第一条,就是必要性。当时搞改革,已经是朝野的共识了,因为国家财政快崩溃了嘛。你看宋神宗上台,这叫熙宁年间,熙宁元年。按说皇帝上台,总得祭个天吧,突然一发现,一翻账本,没钱。如果搞祭天大典,总得给大臣们发点赏银吧,这个钱都发不出来。而且当时在河南一带又发生大水,还得赈灾,所以国家真的是捉襟见肘。

那这个时候怎么办?只能搞改革。而且改革在宋代士大夫的那个观念当中,也不是一件不能碰的事。比如说就在宋神宗之前,还有宋仁宗搞的庆历年间的改革,那个时候主政的不就是范仲淹这帮人吗?他们也没留下什么骂名,虽然改革后来失败了。那凭啥王安石变法失败了,就落下几百年的骂名呢,你不觉得这不公平吗?

我们再来看这场改革的第二个方面,就是它的可行性。在那个时代搞改革,最关键的要素是啥?就是皇上得挺你啊。你看商鞅变法,最后商鞅的下场很惨,就是因为秦孝公死了,所以把商鞅抓起来车裂,五马分尸。可是王安石变法背后的这位皇帝,神宗皇帝是一个多么英武的人啊。现在他跟王安石变法绑在一起,其实他还干过很多漂亮事情,比如说河湟开边,又称为叫熙河开边。北宋历史上没打过什么胜仗,仅有的几个基本都在宋神宗一朝。因为当时王安石变法财政上有了点钱,当时又有一个名将叫王韶,就带领北宋的军队击败了吐蕃的军队,收回了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。当时北宋的领土达到最大化,而且对西夏形成了包围的态势,北宋的国势一度达到了巅峰。所以宋神宗这个人是非常的英武的,他对王安石变法的支持,那到了真的是言听计从的地步。因为他原来在当王爷的时候,还没有继位的时候,他有一个好哥们儿叫韩维。这韩维他就特别佩服,对各种国家政治经济都有非常独到的见解,经常很佩服。韩维说,这不是我的观点,这是我一个朋友叫王安石的观点。所以宋神宗在原来当王爷的时候,就对王安石崇拜得不得了,虽然没有见过面。所以他上任之后干的第一件事,发布的第一道人事任命,就是让王安石去当江宁知府,升个官。试探一下朝野的反应,过渡一下,马上就调到了中央,紧接着就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。这是宋代副宰相的一个官名,然后就开始搞改革。

而且这个改革可不是短,十六年的时间,十六年啥概念?一个现代的风险投资基金的管理期,也不过是八年。那对创业者的支持,到八年的时候也仁至义尽了,该退出了。而人家宋神宗这个投资人对王安石这个创业者,一支持就是两个风险投资基金的管理期。就等你上市,你遇到任何挫折我都挺你。挺到了六亲不认的程度,就是朝中的老臣,我不管你资格老到什么程度,只要你反对变法,对不起,一边去。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那个韩琦,韩琦这个人不得了,从宋仁宗开始就伺候他们老赵家,从宋仁宗到宋英宗一直伺候到宋神宗。而且英宗和神宗这两个皇帝能上位,那人家韩琦是有定册之功的,就是他保着你上的台。对这样的老臣,一般来说,在皇权时代,皇帝怎么都得给几分面子。但是不介,人家宋神宗,你韩琦不是反对变法吗?走,到地方上去当官去,不要再在朝廷里了。换句话说,就是给所有人说,你们不换思想,我们就换人。这个支持的力度大吧,那在这么好的条件下,为什么改革还是失败了呢?

我还记得我当年看吴晓波老师写的书,写到这一段的时候,那真的是非常的惋惜。在宋代那么好的工商经济环境,那么好的宏观经济条件,王安石是这么卓绝的财经大师,但是这样的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,仍然失败得那么惨烈。这次失败不要紧,它的影响可不仅仅是在宋代。要知道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整体改革体制改革,此后的什么元朝,明朝清朝,没有任何人再敢在整体制度上探索得更远了。从此,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,只剩下一个非常没有出息的目标,那就是稳定。只要不出事,就万事皆休。所以王安石变法,我们理解了他失败的原因,对于理解整个这两千多年的中国经济,乃至理解当代的改革,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

下面我们就该解释一下,为什么王安石变法会失败?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,我们先提一个问题,你看,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,那个时候经济也不发达,科技水平也不高,但是我们在天上发射了卫星,我们搞出了原子弹。可是改革开放之后呢?我们经济还好了,科技还提升了,但是我们却造不出一辆在市场卖得出去的汽车,还不得不去引入国外的品牌。请问为啥?按说原子弹的科技含量,比汽车高到哪里去了。为什么我们做不到了呢?你看,如果你在我们店里买过这本书《一课经济学》,你掌握了经济学的思维,你马上就能回答得出这个问题。很简单啊,原子弹那是一个单目标系统,只要我们集中国力攻其一点,很容易达得到。但是造个汽车呢?它是个商品,一个商品它就是一个多目标系统。汽车你以为真的像有人说的就是一个发动机加四个沙发吗?它没那么简单,从好的刮雨器到好的内饰,包括好的反光镜等等,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技术系统。而且一辆车要卖得出去,它还要非常好的品牌、广告、服务、4S店。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,它得有好的价格。因为市场是一个连通的体系,你必须在价格上能够做到和国外的市场,基本能够竞争的时候,你才叫有汽车产业,而不仅仅是有汽车工业,对吧。而在我们造原子弹的时候呢,没有成本概念,一个零件先生产二百个再说,挑最好的用上去,那没有成本观念,单目标系统。

好,现在我们就回来看王安石变法,在中国历史上有两种类型的变法,一种类型叫效率型变法,还有一种叫活力型变法。效率型变法就是前面我们讲的造原子弹,国家要达成一个特定的目标,我们需要动员国力,那怎么办呢?那就有好多办法,只要有一个中央权力的决心,然后就有这么一个改革家,它很容易把社会财富的存量给激发出来。什么是最典型的效率改革?就是商鞅变法,对吧。原来那个春秋时代的层层分封的那个财富的分配体系,被商鞅全部拆掉,把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老百姓,每一粒粮食都镶嵌到这个国家的战争机器上,所以秦国马上就变得富强。再比如说汉武帝为了打匈奴,那就任用了一个人,这个人也不能说他是奸臣,但是他特别会搜刮民财,叫桑弘羊。所以他的改革其实也很简单,就两条,第一,所有富人家用算缗和告缗,把你的财产给搜罗来。第二,把民间原来可以自由生产的,像什么冶铁、煮盐这些产业收归国有。马上国家就有钱了,可以去打匈奴了。

再比如说1918年的苏俄,它刚刚起来的时候形势非常之艰险,外面有协约国的干涉,内部有白俄的叛乱。这个时候国家机器只有一个目标,就是把仗打赢。它就变成了一个单目标系统,怎么办?搞战时共产主义,搞余粮收集制,很快把国力动员起来,把战争就打赢了。这就像造原子弹一样一样的,单目标系统。可是如果是一次活力型改革,它面对的对象是整个国家机器的,那个死气沉沉的状态,仅仅调整它的存量分配是没有用的,它是要激发活力,制造财富和资源的增量。那这个时候,它就要打造一个多目标系统,至少朝廷财源比较丰沛吧,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吧,市场能够繁荣而稳定吧,军队能够有战斗力吧,政府比较高效而廉洁吧。这个系统要想同时达到这么多的目标,那要困难得多,那请问王安石变法是效率型改革还是活力型改革呢?它是个活力型改革,是改革当中最难最难的那一种。

为啥说它是活力型改革?他自己说的嘛。刚开始要改革的时候,王安石和司马光在朝廷上争论,司马光是你怎么改革。王安石说,我有一条叫“民不家赋,而国用饶”,就是我不用给老百姓增加赋税,不用改变这个社会的财富的存量结构,我直接凭空增加财富。司马光说,你这不是胡扯吗?天下的财富就那么一点点,你这说书呢吧?其实站在我们现代经济学的角度,这是能做到的。但是司马光不懂,王安石说我能做到,那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观点,他就是要激发这个社会活力。所以王安石搞的是一个多目标系统,有点像几十年前我们中国人搞国企改革。这个国企盘子挺大,资产挺多,什么土地、机器、员工都挺多,按时资本的回报率很低。那作为国资委的主任,就是宋神宗,他就很着急嘛,对吧。那只好换了厂长,换一个新来的职业经理人,一个CEO,就是王安石。你有办法,你干给我看,能不能把这个企业的活力给激发出来,同时和外面市场上的那些竞争者,北边的辽国,西边的西夏,搞一场能赢的竞争呢?

所以王安石变法的基础就在此。你搞明白了这个基础,搞明白了单目标系统和多目标系统的区别,搞明白了效率型改革和活力型改革的区别,你就知道王安石变法他败在哪儿了。他搞的是一场活力型改革,但是他用的可是一次效率型改革的办法,根子就在这儿。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推演一下这个逻辑,为什么从那么良好的初衷,那么良好的起始条件,最后变成了那么惨烈的一次失败?

我们先来看他的逻辑的第一步,就是搞改革在皇权时代,他首先要获得顶端权力的支持。前面我们讲了宋神宗给他的支持,已经到了六亲不认的程度。他经常讲,我跟王安石就是一个人,啥意思?就是遍告天下,说不要在我们俩之间下蛆,搞各种挑拨离间,我俩就是一个人。他说得话就代表我的意思,就是说白了,他就是皇上,我现在就让他干了,这个支持实在是力度太大了。那王安石经常也跟皇上这么讲,说那些小人经常要找机会来挑拨咱俩的关系,你可要小心。确实,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事件,你比如说袁崇焕。他原来跟崇祯皇帝也说,只要你信任我,我替你去打仗,我肯定打得赢,但是你在朝中可不能听小人挑拨。崇祯皇帝说你放心,你放心,你这到前方打仗,我还能不支持你吗?给了尚方宝剑,最后呢?不就是挑拨吗?袁崇焕最后不就被,那还不叫砍了头,直接被剐了。这种挑拨在皇权时代是特别容易发生的。

我们再回来看王安石变法,如果王安石搞的是一次活力型的改革,那按说他应该自下而上地激发活力,搞一个多目标系统。劝每一个老百姓好好种田,每一个商家认真赚钱,每一级政府官员都对做大GDP有兴趣,对吧。但是你让王安石这么搞改革,他怎么搞呢?他必然要走到这条路的反面,就是获取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。那首先他就得获得权力和位置,以及皇帝无条件的支持。但是一旦改革,不是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,它的实质就发生了变化,它就不再是活力型改革,它变成了效率型改革。当然,刚开始的时候你看不出区别,但是逻辑就是这样,逻辑的原点错了,往下一推导,马上就叫差之毫厘,失之千里。

我们再来看这个逻辑的第二步,王安石获得了宋神宗的支持之后,那他的本能的反应就是要巩固这种支持。所有的改革家历来都是非常警惕这一点,所以你看,所有的效率型改革,往往都有酷吏的那一面,有非常残忍的那一面。你比如说商鞅变法,他在秦孝公的支持下,秦孝公的太子不支持,那怎么办?太子犯法,把太子的老师的鼻子给割了,就是做给太子看,哪怕你贵为天子,因为我要的是效率。吴起在楚国搞改革也是一样,楚王的妃子嘻嘻哈哈,不遵从号令,杀掉,哪怕你是宠爱的妃子,也必须杀鸡给其他的猴看。那王安石变法当中也呈现这样的特征。要知道,一个效率型改革,当他在追逐效率的时候,一切什么民主,多听意见,你可以摆这个姿态。但实质上你真要听了,那就是耽误效率的事情。你什么时候听说军队在打仗的时候,要搞民主,搞一团和气?它都有那个残忍的一面,这才能保证打仗的效率。因为单目标系统嘛。如果王安石想推行新法,这个新法他觉得已经非常好了,我已经论证完善了,现在就是要把它的推行效率给推上去的时候。一切反动派都一定要干掉,这是中国古来所有的改革家的必然思路。

王安石也一样,当然在宋代那个朝代,说实话没有前面什么商鞅变法搞得那么血腥,但是基本的状态也是一样的。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,大家都知道宋代有一个著名的文人叫欧阳修。欧阳修这个人不仅是朝中的元老,而且是文坛的宗主。他在文学上大家觉得你就是一代达人,是大神级人物。欧阳修对王安石那不是一般的交情,首先非常之欣赏。当年王安石还没有考中进士的时候,欧阳修就非常欣赏他的文章,到处替他推荐。而且这两个人是老乡,这是同乡的前辈提携后辈,因为王安石确实文才也非常好。可是你知道王安石上台之后,欧阳修说搞这个青苗法,我有一点意见要表达一下。你知道王安石马上就开始对他下手,指使底下的人弹劾欧阳修。欧阳修也没办法,那时候他六十岁,按说宋朝一个老臣,说我乞骸骨,致仕回老家,一般要到七十岁,欧阳修六十岁就只好灰溜溜地回到老家。你知道王安石背后怎么说他你吗?人欧阳修对你有恩的。人家王安石说,说欧阳修这个人叫修善从流俗。就是这个人没有什么骨气,老跟那些人搞来搞去。比如说他说韩琦这个人是社稷臣,韩琦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三朝老臣,这样的人有什么用啊?在一郡则坏一郡,在朝廷则坏朝廷,用这样的人还不如不用,这就是一个后生小辈受人家提携之后讲出来的话。

所以你看,当时王安石朝中原其实很多朋友,比如说嘉佑四友,什么叫嘉佑四友呢?因为王安石和其他三个人,这都是在宋仁宗嘉佑年间考上的进士,往往是同榜的进士,相对来说关系比较好,跟我们今天的同学差不多。哪四个人?你看,司马光、韩维,韩维就是前面我们讲的,在宋神宗面前天天说王安石好话的那个人。还有一个叫吕公著,再加上王安石,正好凑够这四个货,这四个货原来大家就觉得你们之间关系好。可是王安石变法一开始之后,马上绝交。韩维也是,刚对他的变法提了点意见,一边去。吕公著,原来王安石跑到宋神宗面前,跟宋神宗讲,说这个家伙有才,将来一定是个宰相。可是后来吕公著刚刚提出对变法的一点意见,王安石马上把他罢官。而且把他比作是四凶,什么意思?就是尧舜禹时代,尧杀的四个大坏蛋,说你跟他们一样,翻脸不认人。

再比如说王安石自己的亲弟弟王安国反对变法,那也是翻脸不认人。当然你说这是不是王安石个人性格问题呢?确实,王安石不是外号叫拗相公,他就是这么一个执拗的人。给大家举个例子,他情商低到什么程度?他在当宰相之前,曾经有一阵在朝中是主管刑狱,就是判断各种官司。当时开封就发生了这么一个民间的官司,有两个人小时候是发小,一直关系就很好。其中有一个人养鹌鹑,这鸟养得不错,其他一个人看了说给我一只,给我一只。这人说不给不给,俩人就闹起来了,这个家伙就干脆抢了一只鹌鹑就跑。后面那个家伙就拿着刀跟着追,然后追上之后也不知道是急了还是言语冲撞,就拿刀把那个人给杀了,就这么一个官司。开封府看到这个案子,说你这虽然是朋友,但你杀了人,对不起,判你死刑。结果这个案卷提交到王安石那儿,王安石说这怎么能判死刑呢?我是懂法律的,你看啊,我给你分析。你看,这个人公然抢夺,抢夺按照我大宋的刑律,这就是盗匪。后面拿着刀追他,这就叫捕盗啊,捕盗杀人不当死罪,这个人不该死,搞得周边的那些官员都觉得哭笑不得。是,你非得按法律抠,它是那么回事。但问题是这个案子你得考虑当时的那个情况啊,你非要死抠,说这种情况下杀人都不判死罪,那整个大宋刑律还有什么尊严可言?

所以王安石这个人是特别执拗,而且是没有人劝他能听的这么一个家伙。但是问题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,你不能说跟他的性格有关,为啥?因为搞效率改革,如果没有这种性格,你根本就改不下去。所以你看,历朝历代的那些成功的改革家,包括商鞅,包括吴起,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性格。所以这事跟什么性格,跟什么情商,都没有关系,这就是逻辑的第二步。一定要把那些反对改革的人全部打掉。

紧接着第三步就开始了,反对改革的人都打掉了。那请问你用谁来改革?当然就用不反对的人了,那不反对的是什么人呢?他往往就是小人嘛。比如说当时宋朝西北有一个小官叫邓绾,有一次到朝廷跟宋神宗汇报工作,西边的情况怎么样,宋神宗就是闲来无事,就问了他一句话,说你认不认识王安石啊?说不知道这个人,他说王安石不得了,王安石是当今之古人。要知道,在宋代那个文化氛围里,如果说这个人是一个古人,那那个地位就不得了,相当于什么孔老夫子那个级别的评价。邓绾马上就知道了,宋神宗非常欣赏王安石。所以他就跑到王安石府上对新法各种称颂,其实他懂不懂新法都未必。所以后来出来之后就有人说他,说你这不就是小人吗?你就是拍马屁吗?邓绾讲了一句特别有名的话,叫笑骂由他,好官我自为之。在历朝历代后来的官场上都成为一个心法,就是我拍领导马屁,你们笑随你,我就是要当好这个官,那邓绾这样的人马上就得到了重用。

说到这儿你可能会说,王安石智力太差了,怎么能够用小人呢?你还真别把这个问题看得那么浅。一方面没有正人君子可用,能用的就是他们。那第二方面呢,是这帮人好用。给大家举一个中性的例子,比如说今天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总,请问,他是愿意用那些对金钱激励非常敏感的职业经理人,还是愿意用一个动不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文艺女青年呢?当然是用前者嘛,因为我用金钱激励、期权激励,马上就可以让你好好干活。那这个组织的效率就会提升,确定性就会增大。

你切换到王安石也一样,他愿意跟司马光共事吗?动不动坐下来,我跟你谈谈,这东西我不同意,那怎么行呢?当然是这种小人,对于金钱激励非常敏感,这个效率就会提高。再有一点是什么?很多人以为拍马屁领导就喜欢,你错了,领导对拍马屁的人心中的道德评价,也没有那么高。但是拍马屁这个动作,给领导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,就是我这个人像算盘珠子一样,你一拨我就动。那对于王安石这样追逐效率的人来说,他不用他用谁啊?虽然他对他的道德评价未必很高。

所以你看,王安石的那个新法那一派,就是所谓的新党,这里面充斥了小人,什么吕惠卿、章惇、蔡京、蔡卞、曾布这些人,后来基本上都写到了宋史的奸臣传里面。这是逻辑的第三步。

那第四步呢?马上顺理成章地就出现了。你任用这帮人去推行新法,那新法好得了吗?给大家举一个例子,青苗法,初衷多好啊,老百姓借高利贷,不要借了,政府以很低的利息借给你。当时王安石定的政府的利息是年利二分,就是你借一块钱,到年底的时候还一块二,在今天看来这个利率很高,但在那个年代,这已经是很低很低的利率了。那你首先想第一步,这些奸臣他只有一个目标,对王相公负责。那新法既然说要借钱给老百姓,然后收获利息,那就要多收获利息。好,对老百姓,春天借你一道,秋天我再借你一道,对吧。你要不要借,我都要强行摊派给你借,所以变成另外一种的赋税的形式,那当然是民不聊生了。

当然,在这儿我们还得讲,奸臣发挥作用可不只是在这儿。真的说我已经下定狠心,欺负老百姓的奸臣也没有那么多。关键是由奸臣,或者说操守不是那么好的人,廉洁度不是那么高的人构成的一个系统,它会带来一个问题,这个问题叫制度成本。我们可以推想一下王安石变法的时候。当时民间的一种情况,普遍的高利贷水平,比如说年利四分,现在官府推出一种贷款,年利二分,这当中可有两分的差,请问会发生什么情况?这笔贷款的额度当然就会成为各种各样收取那种,叫寻租空间的那个额度。就像今天很多政府给的什么创新企业的补贴,文化企业的补贴,市面上就会出现一种公司,我帮你企业去申请这种补贴,等补贴申请下来,咱俩再分,现在中国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

宋代一定会出现,既然有这个利差,就一定会有人利用这个利差,然后往自己腰包里搁钱。为什么说火车票应该提价,为啥?因为火车票没有达到它的市场价格的时候。国家强行补贴,把价格压下来,表面上是对老百姓有好处。但实际上这个系统会把价格再回弹上去的,内部人偷票给票贩子等等。等真正的老百姓他买到票的时候,其实还是那个价格。如果它不到票贩子手里买票,他就得彻夜排老长的队,用支付自己的时间成本的方式,把这个成本给支付掉。所以制度运行过程当中,它是有成本的。你再好的制度设计,如果把这个制度成本再算进去的话,其实跟市场自然形成的价格没有什么区别。

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,比如说市易法。前面我们介绍的,那是一个多么高明的设计!当一个商品价格低了,国家赶紧收储,价格高了,赶紧抛出平抑价格。可问题是,当真正的市场经济出现的时候,你怎么知道现在是高价还是低价呢?那既然你让官员去判断,如果他的廉洁度不够的时候,他说什么便宜什么就便宜。最后他买的是什么?一定是紧俏货,一定是高价货,因为有人给他塞钱,反正国家出钱嘛。所以最后市易法一定会搞得国家其实入不敷出,但是王相公上面可说,市易法你应该有收益啊。对吧,你不是低吸高抛吗?你应该有收益嘛。所以找这些官员要钱,那这些官员怎么办?只好拼命地区压榨那些商户。所以到市易法最后被废除的时候,达到什么情况?最后有四万商家欠政府钱。那市易法的这个执行机构,雇了一千多人在全国进行讨债,那当然就是民不聊生的结果了。所以你看,制度成本这个变量,一旦代入这个系统之后,你会发现新法给老百姓制造的那个好处,其实并没有出现。

紧接着第五个逻辑又出现了,新法可能会失败,但是任用的这批坏人可就是站在朝廷上了,他们不会轻易地推出历史舞台的。而且他们反过来就要攻击这些法的创办者,就是王安石。王安石后来失去了宋神宗的信任,然后一度贬官到了南方。那临走的时候宋神宗其实还是征求他的意见,说你觉得谁当下一个宰相啊?王安石就推荐了他最信任的那个人叫吕惠卿。吕惠卿当了宰相之后,屁股决定脑袋嘛,他最害怕的事就是王安石回来。因为王安石是他老师,对他恩重如山,王安石一回来他就得靠边站。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唯一的政治目的,就是一定要把王安石搞掉。所以他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个邓绾两个人,两个人一合计就干了一件事,就诬陷王安石配合当时的一个亲王叛乱。那正好王安石还是比较有政治经验的,就日夜兼程到了开封,跟宋神宗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。宋神宗说老久不见了,你又回来,这事也说清楚了,要不你回来当宰相吧。又把王安石任命为宰相,这是二度当宰相,吕惠卿靠边站了。按史籍上的记载,吕惠卿从此叫,只要能害王安石的事,没有他不干的。这个时候你就看一个改革者的悲剧就出现了。王安石原来跟吕惠卿关系好的时候,经常会跟他商量一些变法的细节。因为是改革集团,他跟宋神宗其实不是一个人。虽然表面上说我们好得跟一个人似的,所以他就经常跟吕惠卿说,这个事你不要跟皇上讲,这个有人批判新法,这事你不要跟皇上讲。所以他们俩大量的什么书信往还,就涉及到这个话题。

吕惠卿这个时候就把这个小书包给整理整理,最后就一拢子端到了宋神宗的面前。你看看,你信任的王安石,对吧,在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,不断让我来瞒你,你还信他吗?宋神宗一看傻眼了,最后彻底失去了对王安石的信任,这导致王安石的第二次罢相,这是王安石变法彻底失败的标志。你可能会说,那事情到此也就结束了吧?这第五步逻辑就是最后一个逻辑了吧?没有那么简单,如果仅仅到此为止,那王安石怎么会在南宋的历史上留下那么大的骂名呢?前面我们讲罗大经对他评价,说你跟秦桧一样都是罪人,整个国家统一之后再分裂,就是王安石犯的罪。那如果仅仅是变法失败,他怎么也提不到这个高度。所以说在这第五步逻辑之后,还有一个第六步的逻辑,这才是更重要的影响更为深远的逻辑。

好,我们接着给大家推演,王安石变法的第六步逻辑。按说变法结束了,这个逻辑就应该终止了,没有。所有的效率型改革它必然会有余波,为啥?因为它是靠那个强大的后台老板支持下搞的改革,后台老板一死,或者是把支持一撤出,他原来被强权压制的那些力量就会反扑。所以为什么在历史上所有的改革家,往往下场都不好,就是这个逻辑的产物。你比如说商鞅,还有吴起,最后都死于非命,就是这个原因。王安石变法,这个逻辑同样在起作用。当然这时候王安石已经死了,但是你留下的那些徒子徒孙们,那就要成为打击目标了。

所以你看,宋神宗一死,表面上继位的是他的儿子叫宋哲宗,但是真正在朝中掌权的,这个人叫高太后。高太后一直觉得儿子在胡闹,终于老太太上台了,可以伸伸胳膊了,把新党全部撵下台,把旧党给请回来。那谁来执政呢?就是司马光,那这一段历史叫什么名字?叫元祐更化。因为年号叫元祐,其中暗藏了一个意思,就是多亏这样的一个明白事理的老太太出来保佑我们,所以叫元祐。什么叫更化?就是把原来干的那些事全部变更,把它变化嘛,这叫元祐更化。但是你想想,老太太老太太嘛,她干不了几年。

老太太这一死,那紧接着就是宋哲宗亲政。宋哲宗说,对,你老太太你叫以母改子,所以没有问题,这是符合孝道的。那我是宋神宗儿子,我要以子继父,我这也符合孝道,我也孝顺一把。所以我要把旧党赶下台,把新党再召回朝廷。那这段历史叫什么?叫绍圣绍述。你听这名字别扭吧,你看绍圣是宋哲宗这一年的年号,绍是什么意思?就是延续的意思。圣是谁呢?指的就是宋神宗,我要继承我老爹那么神圣的一个人的使命,把他未完成的事业干下去。绍圣绍述,绍和述都是两个继承的意思,那就又是新党上台。

可是宋哲宗干了也没几年又死了,又上来一个太后,这个太后是宋神宗的老婆,这个人叫向太后。她虽然是宋神宗的老婆,但是她特别烦这新党。好,新党再扒拉下去,又把旧党召回朝廷。这一段是两个年号,一个叫元符,一个叫建中靖国。你琢磨,这每个年号都是有意思的。啥叫建中靖国?向太后就说,我们不要争了,左右两派,新旧两派,要搞一个很中的东西嘛,这叫建中。靖国就说平等的意思,不要再闹了。但实际上这个向太后也是倾向于旧党的,所以这个时候又扶植大量的旧党上来。

向太后她当太后,垂帘听政也没有几年,等她再下去,这时候谁亲政啊?宋神宗的第二个儿子,就是那个倒霉催的在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道君皇帝宋徽宗亲政,那我还得向着我爹。对吧,又是搞宋神宗那一套,旧党再下去,新党再上来。等等,那你说整个北宋的政治变成了什么?就是翻烧饼,这边烤糊了翻一面接着烤,就是个折腾。那你可能会说,这个新党上台它也得搞改革吧,是不王安石的那些政策又开始被推行啊?民间骚然,没那回事。这个时候新党和旧党,其实只是两个政治符号而已了,没有什么真实的改革措施了。互相就是指鼻子骂,你是小人,我是君子,你得滚,我得来。所有的朝廷的政治就变成了一个党争型的政治。

那在宋徽宗年间,这个党争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?我们再说一下宋徽宗那个年号吧,叫崇宁。崇宁啥意思啊?我要崇拜熙宁年间我老爹宋神宗干的那些事,你看,又折腾一回。那这个宋徽宗搞了一件事情,就是刻了一副叫元祐党人碑。前面我们讲,年号可能已经把大家说糊涂了,高太后搞的那一套不叫元祐更化吗?旧党上台,都是奸臣,这是宋徽宗的观点。所以宋徽宗亲自用他的瘦金体,在碑文上刻下了这些人的名字,什么司马光、文彦博,所有这些旧党全把名字刻下来,刻下来干嘛呢?立在开封,告诉你们,这些人的子孙永远不允许参加科考,如果你活着,朝廷永不叙用。后来把这个碑建得全国都是,当然后来全国建那个碑,上面写的不是宋徽宗的字,是谁的字啊?大奸臣蔡京的字。蔡京因为字也好,后来这个元祐党人碑,就作为一个重要的书法作品给保留下来了,这也是一个历史折腾的遗迹。那这个元祐党人碑刚开始刻了一百多人,最后名单扩大化,变成了三百多个人。而且这张名单上已经不分什么新党旧党了,所有的政敌一概打击,包括那个新党当中的一些人,也列在元祐党人碑上。这个政争不仅在北宋,甚至在北宋灭亡之后,就是靖康年间之后,一直延续到了南宋,还在折腾。

所以讲到这儿,你可能就会理解,这个国家由统一而分裂,谁是罪人?王安石是罪人,就是你搞的这件事情,搞得整个大宋天下变成了一个党争的天下。哎呀,这段故事说完真的是让人感慨。你可能会问,罗胖,你今天要干嘛?你难道想否定王安石吗?我才没有那个意思呢!否定王安石,你以为这里面有谁正确吗?谁都不正确,一个正确上台,另外一个正确就在台下等着,把你推倒,我正确。所以你说这个政争当中到底是王安石对,还是苏东坡对,还是司马光对,已经变成了一锅稀粥,谁都不对。

那说到这儿,你就可以理解,为什么效率型变法一定会出问题。因为效率型变法讲究的就是单目标效率系统,一定是要靠权力来把这个效率给推进下去。可是权力一上台,效率型改革它天然有一个前提,就是我先造蓝图再施工。蓝图不对,这个房子肯定盖走了样。所以这个蓝图一旦画出来,它就一定得正确。害死人的就是这正确二字,因为正确这个家伙一旦登台之后,它有两句台词,第一句我正确,第二句所有反对我的都不正确。所以正确一生的使命就是要把那些跟它不一样的东西强行干下去。这就是为什么效率型改革往往会贻害无穷的原因。

那说到这儿你可能又会问,那如果你是王安石,你应该怎么改革呢?这事别问我,我也穿越不回去。但是我确实知道,如果想搞一个活力型的改革,就是自下而上的一种体制变革的话。我们真的有一本好教材,啥呢?就是中国人现在还在经历的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,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有著名的三论,叫猫论,摸论,不争论。猫论就是白猫黑猫,逮着老鼠就是好猫;摸论就是摸着石头过河;不争论就是不要争什么意识形态,是是非非。

其实这个逻辑是可以倒过来理解的,首先不争是非,咱们别说改革蓝图已经描摹好了,是一个什么样,不知道,不争是非。第二步就是摸论,就是大家分别去摸,摸到过河的那个就不错。你就是什么?你就是白猫黑猫,你就是那个逮着老鼠的猫。我再给你判定你正确,让改革再往前走一步。

所以你去看,现在很多人说改革开放不好,有一派知识分子他有一个论点,说中国这三十多年只有开放,没有改革。哪有什么改革呢?对吧,改革都是人民搞的,不是中央搞的。你看我们安徽人,小岗村搞的土地承包责任制吧。我的老乡,傻子瓜子,搞的那个民间小生意人的市场经济吧。等等,这些东西都是中央后追认的。没错,这就是中国改革的特别重要的经验。为什么要先画蓝图然后再改革?为什么不能等那些新鲜事物出现之后,然后再从政策上进行追认呢?这恰恰是这三十多年最最重要的一个经验。

所以你去看,中国很多改革的新事物,往往刚出来的时候是带有一点非法色彩的。我们就说现在互联网这些创新吧,微信,对吧,它不符合中央管理电信的那些条例。再比如说支付宝,它不符合国家管理金融的那些条理。怎么样?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政府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,就是看不懂的东西先不表态,我先看你在市场上走走看。小平同志当年讲股市不就是这样吗?先试嘛,试不好可以关嘛,先观察一段。他对我的老乡,就说傻子瓜子那个年广久,也是这样,批示不要动他,先看看他,到底怎么回事,这反而是一种特别客观的态度。

2015年中国市场上有一个特别重要的,就是经常会出现的一个事件,就是所谓抓专车,像嘀嘀打车、嘀嘀专车这样的事。它确实不符合我国当前对于出租车管理的很多规定,那怎么样?你会发现,有的地方政府抓,有的地方政府就不抓,有的城市是交通口的领导他反对这种服务。因为对原有体制构成冲击。可是信息办的领导他就觉得这是互联网创新,在政府内部观点也不见得一致。

但是你看,政府的真正的高层对这种事他不表态,他就等着看。看好了,我们看到的那个抓到老鼠的白猫,再来追认不迟。所以这种事情恰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经验,就是先不争是非,让它去试。试好了我再事后追认,让整个的改革往前走一步,这才是活力型改革做好最好的一个样板。

说到这儿,我还得给大家说,我们现在店里买的另外一本书叫《天堂茶话》,我们已经推荐过两次,刘军宁先生在这本书里讲述了老子的思想。老子思想当中有一个特别奇葩的东西,叫不尚贤,什么意思?就是不要尊重贤人。你听着这不是很脑残,很反动的话吗?其实恰恰相反。什么叫尚贤?尚贤就是,哎呦,你好了不起啊,我尊重你。比如说我们一说尊重知识分子,给你盖高知楼,给知识分子国务院补贴,你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受国家尊重的学者。这套制度你到美国,你看不到,美国哪有什么教授楼,对知识分子什么额外的尊重?你就是一个普通的职业,你去干好了。

那为啥老子会说这样脑残的话呢?刘军宁先生在《天堂茶话》当中解释的清楚,原因很简单。什么叫尚贤?你把一种人定为贤,这就是定了一个标准。这个标准对错你是不知道的,等于是先论了是非,先定了一个标准。可是正确是非这个东西一出台,就会出现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演化的逻辑。所以不尚贤恰恰是保护贤者,所谓的尚贤恰恰是伤贤,伤害的那个伤,尚贤伤贤这就是《天堂茶话》当中的一章。

那说到这儿,那我今天到底想讲个啥意思呢?我讲的真的不是政治,也不是改革。说白了,我们的听众包括罗胖,参与一次伟大改革的机会其实没有。我想讲的恰恰是商业,现在很多企业,觉得互联网+呀,互联网浪潮扑过来了,我们一定要参与到这个浪潮当中,要激发这个企业的活力。你看,你用的就是活力这个词。可是现在有多少企业用的,哪是活力型改革的方法呢?用的恰恰是效率型改革的方法。成立一个什么总裁办里面的专门的委员会,叫推进互联网战略委员会,天天开战略会议,老总极端重视。一定要用这个企业最多的资源,不遗余力把这场改革给推进下去。

可是结果呢?结果往往恰恰是,距离你那个效率的目标越走越远。为啥?就是因为我今天讲的这个道理。所以所有的企业家,如果你真觉得自己要面对互联网转型了,真的要参与到这个活力驱动的全新市场环境当中。那好,你面前真的就有一面镜子,它的正面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改革开放,而它的反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王安石变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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